为纪念孙中山于1926年7月改为现名的中山大学，其前身是1924年11月由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改称）和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的广东大学，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即从三所学校合并之前到广东大学（中大）成立初期，潮汕人在这所学校读书而后成材的不在少数，其代表人物早期的有大埔籍的国民党元老邹鲁（法政），潮安浮洋籍的知名律师徐彰国（法政），潮阳峡山籍的国民党要人萧吉珊（高师），潮安县城籍、于二十年代一度担任该县县长的李笠侬（高师）；中期的有饶平新丰籍的我国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詹安泰（高师），大埔县籍、1925年担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的赖玉润（高师）和罗明（广大），揭阳县玉湖籍的爱国民主人士、诗人许元雄（法政），潮安县江东、归湖籍的我国著名“左翼”作家洪灵菲、戴平万（均高师）；后期有惠来惠城籍、民国时间我国政治学权威、曾任国民党候补中监委的陈绍贤（中大），揭阳榕城籍、古典文学专家、书法家郭笃士（中大），河婆、棉湖籍（现均属揭西县）的教育家张海鳌（中大）、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中大）。在这些人物中，在中共党内职位最高是许涤新，在文坛名气最大是洪灵菲和戴平万，在国民党内位置最高是邹鲁，其次便是萧吉珊。

　　　　　　　　　　　　　　　　大埔外潮唯一 中执委任职长

　　在有些史籍中，常有作者或信于传闻，或凭不确资料，或听信族人为光耀宗亲而牵强附会，不经稽考求证，就将一些人物的籍贯、职务随下结论。试举两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名镇大典》第1501页在介绍广东省潮安县磷溪镇时，称该镇有名人“陈康，旸山（该镇村名，笔者注）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云南省省长。”据笔者查证：陈康，1911年2月生，湖北武穴县人，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3月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12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3军副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九、十届中委，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显然，《中国名镇大典》不仅把陈康的籍贯从湖北武穴移到“广东潮安”，而且职务也弄错了，陈康从未担任过云南省长职务。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潮阳姓氏丛谈》第55页在叙述潮阳籍黄姓人物时称：“现代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两广监察使黄廉卿，国民党中央委员黄维忠。”其实，潮阳籍除萧吉珊外，没有第二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期间，潮汕籍人士出任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职务的以大埔县居多，知名的包括长期担任中常委的国民党元老邹鲁；蒋介石嫡系将领，抗战期间担任过第15、19集团军总司令，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的罗卓英；资历比罗卓英略深，1927年就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师长，随后升任第4军军长的吴奇伟；曾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辽沈战役时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后被解放军俘虏的范汉杰。上述人物除邹鲁长期位居国民党中央核心而为人们所熟知外，罗、吴、范也都曾当选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

　　除大埔外，潮汕其他县份出任国民党军政高级职务的人物相对较少，职级也比较低，民国时期曾成为国民党中央成员的仅有三位，他们是：1926年初即国共合作时期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与毛泽东等人同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许甦魂；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留美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学者的身份从政，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绍贤；另一位就是萧吉珊，如下表：（表缺）

　　上列表中可以看出，以邹鲁辈份最高，除了他一度当上“西山会议派”首领而与蒋介石、汪精卫分道扬镳离开国民党中央外，其他时期他都是在国民党内可与蒋、汪分庭抗礼的元老级人物，而许甦魂是跨党党员，他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当选为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翌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就离开国民党中央，任职时间仅一年余。因而，以在国民党中央任职时间论，萧吉珊是潮汕籍人士中仅次于邹鲁的第二号人物，他从1931年底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起到国民党败退台湾、1952年10月在台湾召开国民党“七大”上改任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止。任职达20余年。大埔籍的罗卓英、吴奇伟、范汉杰在国民党军界职位甚高，但在国民党中央，不论从任职的先后，还是时间的长短，均在萧吉珊之下。

　　　　　　　　　　　　　　　　出副长海外部 碰钉子北美洲

　　萧吉珊，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县黄陇都东沟村（现属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青年时期从广东高师毕业后在汕头任职，1917年回家乡潮阳县任劝学所（后称教育局）所长，1924年初黄埔军校创办时出任军校秘书，曾随军参加东征、北伐部分战役，1927年“宁汉分裂”时背离武汉国民政府投奔南京的蒋介石。因其父萧日初，其兄萧眉珊、萧介珊均在新马泰一带经商，萧介珊还是泰国侨领，曾任泰国潮阳同乡会第一、二、七届理事长，故萧吉珊一入南京，便成为蒋介石麾下的海外工作重臣。1929年出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1930年当选为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特别党部常委。翌年年底，在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升任中央执委，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1936年一度奉派回粤，任省政府委员，主持广东侨务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重返国民党中央直到大陆解放，随国民党到台湾。在台期间，经常到东南亚、北美等地做国民党海外党务和华侨工作。1956年，萧吉珊由泰国赴柬埔寨，途中因车祸受伤不治去世，终年64岁。

　　“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从发动海外华侨开始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与抗日战争时期，海外不少华侨毁家抒难，出钱出力，贡献至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有感海外工作的重要，在1938年4月21日的五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修正中央执行委员组织大纲”，决定中央除了设置组织、宣传、社会各部外，恢复国民党“一大”设立而不久就被撤消的海外部，“掌握各级党部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海外宣传事宜”。在这次会议上，萧吉珊由蒋介石提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出任海外部副部长，专责国民党海外党务和发动华侨捐款事项。从此开始，萧吉珊的后半生与海外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海外党务工作十分艰巨，包括宣传国民党的侨务政策，吸收党员，扩大组织，尤其是配合国内抗战的特殊需要，动员华侨团体或个人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援国内。萧吉珊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在他任海外部职务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国共对立，党内派别纷争，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政策，不少华侨对国民党十分失望，海外国民党党员的人数从三十年代初近10万名到1937年下降存不到3万名。萧吉珊上任后，在内争取国民党中央增拨吸收新党员的专款，对外经常奔赴南洋、美洲等地，联络侨领，宣传抗日，颂扬国民党，发动海外各级组织吸收新党员。1943年初他还主持起草了海外部“直接征求海外党员办法”，获国民党中常会第220次会议通过，简化了海外人员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规定只要本人愿意，不须审查便可直接入党的对象，包括“侨团领袖、侨校职教员及董事、工厂经理及技术员、文化事业负责人、有领导力的社会人士及侨生、热心革命具有奋斗精神之店员工人”。使国民党人数在海外猛增，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1945年春达到近9万人，约占当时统计的一千万华侨的0.9％。

　　萧吉珊效忠国民党，为国民党的海外工作殚思竭虑，奔走呼号。如果国民党及其领袖政策昌明，形象正面，那么，萧吉珊在海外的工作就更有作为，但事实不是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尽管国民党担负着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指挥军队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也不无贡献，但由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更严重的是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指挥国民党顽军伏击坚持抗日、在侨界享有相当威望、由叶挺担任军长的新四军，造成新四军将士死伤近七千人。这使国民党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严厉谴责，在海外的形象“一落千丈”。萧吉珊身为国民党海外工作的重要人物，也成为海外华侨抵制、批评的对象。

　　1943年7月7日，美国旧金山侨界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暨筹饷大会，萧吉珊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大会将要开始时萧吉珊便取出一面国民党党旗挂到主席台上。大会一开始，萧吉珊就抢先发表讲话，宣称今天是“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应由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来领导，他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宣扬什么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云云，引起与会多数华侨的强烈不满，见到会场上一阵阵骚动，主持会议的旧金山侨领司徒葱赶紧走上讲台反驳萧吉珊说，今天的大会是不分党派，不分姓氏，不分男女，不限籍贯乡邑的抗日纪念筹饷会，同时也是一个侨胞团结的大会，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讲一个党派，一个主义，你要讲，回到你们国民党部去讲。这一说，台下便响起把萧吉珊拉下主席台的呼声，司徒葱随即请出在美洲享有崇高威望的侨界大老司徒美堂讲话，这使萧吉珊十分尴尬，只好把国民党旗取下来灰溜溜地走下主席台，与其随员黯然离开会场。

　　　　　　　　　　　　　　　　参与革新无果 党内颇有文名

　　萧吉珊长期从事海外党务工作，对国民党忠心耿耿，但劳多而禄薄，一、二十年来未曾尝到政府权力的甜头。因为，国民党虽然是党高于一切，但实际上“以党治政”却流于形式，实权部门仍在政府而不在党务。

　　1944年前后，历经抗战多年的消耗和蒋介石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派系的政治，军事力量存乎二心甚至敌意，故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不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均处于极度衰败之中，政治上排斥异已，官员贪污腐化；经济上通货膨胀，市场萧条；党内人心呈现多元化的焕散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由一批少壮中央执委以及中层干部，以“革新”旗号，寻求振兴自救之策，他们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敌视共产党的作为，要求从党政军全面展开一场“革新”运动，其倡导者主要是一批CC分子，包括萧铮、潘公展、余井塘、程天放、赖琏等人，萧吉珊作为倾向CC派的蒋介石重臣之一也加入这一行列，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人物，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孔祥熙、翁文灏及其他政学系大员。

　　政学系是于二十年代形成，三十年代鼎盛的国民党内一个派别，为区别于北洋军阀时期的政学（相同政见）系而称新政学系，其主要人物有杨永泰、张群、熊式辉、黄郛等，到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翁文灏、吴鼎昌、王世杰也加入政学系行列，这些人老谋深算，拉帮结派，压制其他派系人物，掌控内政、外交、财经大权，任所欲为。

　　政学系盘据国府要津，自然引起CC分子的嫉恨，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积弱是由政学系为首的元老派人物造成的。萧吉珊和萧铮、潘公展等人，或发表文章，或制造舆论，评击政学系，其目的是为了打击政学系的裙带派，赶走他们，由他们这一班少壮派取而代之。但事实上他们对政学系的评击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而，初期蒋介石出于对消除党内弊政的考虑，也曾一度支持、鼓励萧吉珊这班革新派，但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心理使然，后来也不喜欢萧吉珊、萧铮、潘公展这班人的行为，认为这也会演变成为对他权威的挑战，后来也不支持他们了。所以，萧吉珊这班“少壮派”掀起的“革新”运动到抗战结束后便无疾而终。

　　在国民党派系林立、争斗不息的大环境下，萧吉珊还卷入海外部的派系斗争。萧任海外部副部长近二十年，起初部长是陈树人，后期部长是吴铁城，陈树人喜欢画画而不热衷政治，吴铁城主要精力在中央党部，故海外部的实际操盘者是萧吉珊及其他副部长。萧吉珊任副部长不久，便把CC派的一些人拉到部内担任科、处长职位，重要人物有陈宗周、白昭义、李朴生、刘翼凌等人。这些人在萧吉珊的带领下，一方面，在海外部内自成一统，对抗其他派系，故当时海外部流传“萧（吉珊）派”与“非萧派（其中有另外一位副部长、即国民党“二大”时就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周启刚）”之说；另一方面，萧吉珊让“中统”插手海外工作，在海外拉拢个别侨领，掌控侨团网络，将倾向进步的华侨和留学生列入黑名单，勾结华侨侨居地当局，迫害加入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华侨。抗日战争时期，仅新马一带被当局诬为共产党并加入逮捕的华侨、华人就有一千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萧吉珊成为臭名昭著的“中统”迫害共产党员的参与者。

　　萧吉珊早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基础十分深厚，韵文造诣尤深，是国民党党内颇知名的“文人”之一。

　　郭沫若之父郭朝沛，生于1853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兼医生。他从商，“所企之业，业无不成”；从医，急功好义，乐于免费行医施药，深得百姓敬重，尤其子郭沫若，享誉中国政界、文坛。1939年郭朝沛在重庆逝世，时值抗战，在重庆云集的国共两党、国府要人均以各种形式致悼，或以匾额挽幛，或以诗文挽联，使郭老先生备极哀荣。萧吉珊时也在在重庆，与郭沫若甚稔，他的挽联是：

　　积德胜积金，庭训争称，教子成名钦此老
　　奇文媲奇行，戎机屡赞，显亲有道羡贤郎

　　名刹西岩寺，为潮阳佛教的发祥地，座落在潮阳中心城区西约1公里的塔山南麓，相传创于晋代，至唐鼎盛，其住持惠照高僧，是灵山寺开山祖师大颠和尚的老师。千百年来，西岩寺吸引历代文人雅士在此吟咏，萧吉珊出于对家乡热爱和赞美，也在此留下一联，尤引人注目：

　　海色起慈云，普渡众生凭宝筏
　　潮声通梵宇，唤回清梦有晨钟

　　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的战友、晚年辞职回乡的陈少白逝世，萧吉珊随国民党要人居正、于右任、唐绍仪、陈济棠等发挽联致祭，萧吉珊写道：

　　早岁翊孙公，觉世救民，自有令名垂党史
　　晚年主乡政，廉顽立儒，好将清操式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