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国民党及其军队与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又合作又斗争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一页波谲云诡、荡气廻肠的历史。从共襄国民革命携手北伐到分道扬镳，从合作共同抗日到翻脸一决雌雄，经历了从国民党强大到危机四伏而共产党弱小到逐步壮大的此消彼长、乾坤翻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失去生命的人们，而且还有成千上万在抵御外侮尤其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舍生忘死、浴血奋斗的民族精英，这些人因国共最后一战而换位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受到新中国的遗忘甚至唾弃。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段最令人扼腕唏嘘的悲剧。

　　2005年初，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上海图书馆从馆藏的抗日战争时期“孤岛”上海出版大量的报刊中辑录了一套丛书，其中由郭沫若、田汉等撰写的抗战前线将领访谈《血肉长城》一书，共收辑了访问记38篇，受访的抗日将领有20多位。其中在书中占了两篇的将领有7位。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叶挺、李宗仁、张发奎、张自忠和翁照垣。由此可见翁照垣当时声名之隆。访谈翁照垣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翁照垣轻松谈论受伤情形》和《吴淞炮台守卫者翁照垣将军》。

　　对一般读者来说，似乎对这样的编辑不大理解，为什么一个对当今读者来说可谓是名不见经传的翁照垣与在中国人当中可说是世人皆知的朱、彭、叶、李等同等“待遇”呢？但当我们翻开1935年8月的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里面列举了“民族英雄”、“抗日部队”将领、“爱国志士”的32位代表人物，“翁照垣”的名字就不陌生了。在这著名的历史文献中，他的名字列在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陈铭枢、曾担任过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香港知名人士陈方安生之祖父）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等人物之前。这样，将翁照垣的抗日事迹名列《血肉长城》书中的位置，就不足为奇了。

　　翁照垣，作为一个潮籍军人，其名声在当年国人之中有着如此显赫的位置，应是潮汕的辉煌，是潮人的骄傲。

　　他的抗日事迹早已名垂史册，其中以三大壮举最为著名。

　　　　　　　　　　　　　　　　打响“一·二八”抗战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实施。他们阴谋在上海挑起战端，以转移国际关注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视线，并以此开辟侵华第二战场。

　　1932年1月26日，日驻沪总领事借故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答复其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并将日舰30余艘，飞机40多架，陆战队6000多人陈兵黄浦江畔，炫耀武力。

　　面对危急的局势，时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陈铭枢召集十九路的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在会上，守卫在与日军对峙最前线闸北的156旅旅长翁照垣主战最力，他愤然起立说："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是国家和民族的保护者，如果日寇再有挑衅行为，我们应奋起反击。"在以翁照垣等爱国将领的慷慨陈辞下，会议一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退让政策，作出抗击到底的决议。

　　军政部长何应钦深知翁照垣之勇，1月28日傍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下令十九路军将翁照垣防地移交给中央掌控的宪兵团，翁照垣心有不甘，又逢驻地民众挽留阻滞，全旅官兵迟迟不予换防，不料早有预谋的日军于午夜突然袭击我军，深谙日军阴谋的翁照垣早令官兵严密守备。在这紧急关头，翁照垣不顾上峰是否有令，果断命令官兵向日军开枪反击。至此，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应当指出，抗击日寇的第一枪是翁照垣下令打响的，十九路军主要指挥官顺势而上，下决心坚决抗击。

　　翁照垣的第一枪，鼓舞了十九路军全体官兵，振奋了全国人民。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军将士舍生忘死，冲峰陷阵，抗击日军一月有余，战况十分惨烈。其中集体冲峰肉搏不下数十次，全军死伤官长542名，士兵8184名，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三次增兵。计日军战死769名，伤2322名，付出了有史以来侵略我国的一次最大代价。

　　翁照垣的第一枪和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粉碎了日军妄图轻而易举占领上海的阴谋，大大的增强全国军民抵抗侵略的信心。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著名学者章太炎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中说：“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半，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燕京大学著名教授常燕生对翁照垣的英勇行为大为赞赏，他专作歌颂“一·二八”的《翁将军歌》，其中道：“袒怀白刃向前去，以血还血头还头。长江万里锁废垒，将军之马寒飕飕；兼旬还击不得下，伏尸百步惊沙鸥。”

　　　　　　　　　　　　　　　　导演“北海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侵华之前，派遣了不少间碟潜伏在我国沿海城市和军事要塞周边活动。北海，是我国西南通往海上的重要门户。日本人中野顺三，以在此开设香港日本丸一药行支店丸一大药房作掩护，平时以打鸟钓鱼为名，足迹遍及北海以至廉州一带，秘密绘制地图和测量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潮汐等情况，为日军提供情报。

　　1936年6月，“南天王”陈济棠联合桂系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为了扩大军事实力，电邀在“一·二八”淞沪抗战而扬名后又在“福建事变”中失败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入桂，共同抗衡蒋介石，翁照垣被委任为以陈济棠、李宗仁为正副总司令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救国军"桂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后因反蒋半途夭折，翁照垣该师进驻北海。翁师一进北海，就听到当地群众对中野的间谍行为的反映。在淞沪目睹日寇暴行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的翁照垣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布置其秘书丘东平调查收集情况，相机行事。

　　丘东平不仅是三十年代蜚声我国文坛的战地作家，而且是一名英勇的革命战士，1910年他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梅陇镇马福兰村，少年时期即投身彭湃领导的著名海陆丰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共，运动失败后流亡香港，后由在十九路军任职的大哥丘国珍引荐，担任翁照垣的秘书，其代表作《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第七连》等战地小说在文坛上曾轰动一时。

　　丘东平调查得知，中野不仅刺探我政治、军事情报，而且勾结地方黑恶势力，欺压百姓。丘东平把情况报告翁照垣。1936年9月3日夜间，翁照垣派了5名便衣人员诈称买药，潜入丸一药房，将中野顺三刺死。消息传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翁照垣的行动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可谓不同寻常。日本自恃强国，骄横残暴，视中国领土及其中国人为任意宰割蹂躏的对象。其侨民被杀，日军暴跳如雷，派了两艘军舰开到北海海面，要登岸“调查”。翁照垣义正辞严，不仅不让敌军上岸，而且下令限时撤离，否则，开炮射击。日舰得知翁照垣的“强硬”，只好灰溜溜地撤离北海。

　　蒋介石、李宗仁十分震惊。蒋着余汉谋派广州外交特派员公署秘书凌士芬到北海调查，李宗仁从南宁发来电报了解真相，并无端指责翁照垣“抗不从命”。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见李当时的心迹和群众的拥护程度：翁照垣“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

　　翁照垣一手导演的“北海事件”，被史学界评为抗日战争一百个重大事件之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壮举长期得不到褒扬。可幸的是，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广西北海市委、市政府拨款修葺“九一大药房”旧址，定名为“北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当年9月3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当天，北海市领导、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和5位曾经参加翁照垣领导的抗日活动的老革命以及北海市众多市民一同参加了开馆仪式，一同缅怀翁照垣当年英勇业绩。

　　　　　　　　　　　　　　　　浴血抗日前线

　　翁照垣，名辉腾，字照垣，1892年生于广东惠来县葵潭镇一个石匠家庭。青年从军，投入粤军陈济棠部，以骁勇多谋著称，从士兵逐级晋升为支队司令。国民革命军东征后，入陈铭枢麾下，任守卫广州城垣的保安团团长，深得陈器重，倚为左右手，后东渡日本，留学士官学校，于1929年毕业，转入法国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期间在巴黎驾机因机械故障，为避毁民宅而不顾自身安危冒险迫降，被法国人誉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回国后随陈铭枢部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翁力劝陈铭枢、蒋光鼐调转枪口一致对外。后任十九路军78师156旅旅长，在“一·二八”日军发动突然袭击之际，翁照垣不顾军命，率部奋起反击，浴血奋战，威震中外。战争结束数月后，翁照垣以客观翔实的记录、鲜明的爱憎、流畅的笔触写下了《淞沪血战回忆录》一书在著名的上海《申报》月刊连载，将“一·二八”事件中日寇的阴谋与野蛮，我军艰苦卓绝的抗击过程系统客观地昭示天下，极大地鼓舞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抗日战争期间，翁照垣先后调任或应邀为张学良、李宗仁、程潜、余汉谋的军事指挥官，战功卓著，成为人们熟悉的著名抗日英雄之一。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元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早就赏识翁照垣的军事才能，委任他为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直接指挥已归第一战区的原东北军万福麟、吴克仁两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万福麟，吉林农安县人，生于1880年，东北军元老之一，抗战前曾任军长、黑龙江省主席；吴克仁，吉林宁安县人，生于1894年，保定军校毕业，西安事变后任陆军第67军中将军长。调拨资历如此之深的两位军长归翁照垣指挥，可见翁照垣当时威望之高和程潜对他的信任程度。这也使翁照垣从戎生涯的军阶达到最高峰，与大埔籍的罗卓英、吴奇伟、范汉杰并列成为军阶最高的潮汕人之一。

　　7月11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向华北增兵4个师团和航空部队，达到其以战争完成侵占中国的野心。7月下旬，日军各增援部队陆续到位，26日攻占廊坊，27日攻击通州及昌平，28日猛攻南苑我29军，双方激战，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及50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7月底，平津一带全部沦为敌手。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翁照垣无所畏惧率领官兵抵达邢台前线迎击敌人。队伍刚进入阵地，日军的十几架战机便盘旋而来，将炸弹一颗一颗地抛下来，突然，有3架敌机从翁照垣及随从人员的头顶飞过，他刚在一个小土窑蹲伏下来，一颗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他的左腿被炸伤。

　　时战斗方殷，直到战斗结束，一个士兵才为他包扎伤口，翌日被送到医院。伤处是一个长宽约2寸的大创口，他好几天发热不退，可幸的是，弹片从腿侧进入后转了一个弯，未伤到腿骨和大动脉。在养伤期间，李宗仁、白崇禧两次打电报询问伤情，程潜催他上阵指挥作战，余汉谋也从广东打来电报，邀他回家乡组织民众御敌。翁照垣接受了余汉谋的要求，返潮汕出任广东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主任，由1925年就担任揭阳县长、后任过"第三党"南方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卓凡任其副手，踏上在家乡抗日、服务桑梓的新征途。

　　　　　　　　　　　　　　　　我们应该纪念翁照垣

　　解放后，一代抗日名将翁照垣的名位与其煊赫的战功极不相称，偶有抗战史籍中见其名字，从未有相应的宣扬与纪念，就是他的家乡潮汕乃至广东，人们对其名字也十分陌生。2005年，笔者专程参观位于广州市先烈路修葺不久的十九路军墓道纪念园,也没有见到翁照垣的名字。显然，这既有本文开篇说的历史现实，也不能讳言是史学界尤其抗日战争史学界的遗珠，是广东、潮汕的缺失。

　　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

　　其一，在反共与抗日问题上，翁的观点、行动长期与蒋介石针锋相对，为蒋介石所忌恨。1931年翁部随十九路军被调防贑闽，均为“剿共”，对此，翁都消极对待，在江西苏区围剿红军时，他向长官直陈枪口转移对外的忠言；日本侵华初期，面对日寇的虎视眈眈，蒋介石委曲求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翁每为抗日，必义无反顾，态度强硬，“九·一八”后十九路军初抵淞沪，翁即与蔡廷锴、张炎计划弃官组织义勇军北上抗日；“一·二八”爆发前夕，蒋主和翁主战。在“闽变”中翁任闽南民军司令，与蒋分庭抗礼。在“北海事件”中，多数军人对日本人的胡非作为噤若寒蝉，惟翁挺身而出。这些都为蒋所不容。据记载，抗战时期，蒋多次召见将领，唯从未召见翁。民间流传说蒋曾下手谕：此人（指翁照垣）反复无常，不可重用（未见正式史料）。蒋对翁的态度，无疑使人们尤其国民党政界、军界对翁产生误解。随着岁月的推移，可能是对当年误解英雄的忏悔，或许是年老心转悲慈，1972年翁照垣在香港去世，蒋介石致送挽词：“绩著旂常——照垣同志千古”。给予翁照垣崇高的评价。

　　其二，在十九路军中，翁与蔡廷锴有隙。十九路军团以上将官多数为粤西籍人士，而翁为潮汕人，他入十九路军是由陈铭枢调入，陈虽为蔡长官，但处事专断，蔡对陈多有微辞。由于翁非蔡嫡系，尽管蔡不失大将风度，但免不了旧军人积习，蔡委其外甥（一说“义子”）区寿年任78师师长，领导资历深的156旅旅长翁照垣。蔡与翁之间也多有龃龉。略举两例：“福建事变”失败，十九路军残部散于闽西一带，翁与宋希濂商议予以收编，后因情况变化，加上叛将毛维寿作梗，收编无果，对此，蔡斥翁、宋两人此举是“妄想”；1936年初，“北海事件”前夕，蔡廷锴带随从若干计划巡视翁照垣部，因有人多疑，声言蔡入翁部需防人身安全，可见当时蔡、翁矛盾不浅。建国后，蔡官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位，而翁却避居香港，当一寓公。在史界称十九路军必称蔡廷锴将军的背景下，翁的位置就不言而喻了。

　　其三，是翁照垣个人方面原因。翁没有参加国民党，而是加入中国青年党。青年党以“国家主义”为党魂，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宣扬抽象的国家概念，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该党虽于1923年就成立，并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声名不彰。在建国后至翁1972年去世，大陆“左”的思潮占上风，且翁这段时间一直居港，虽做了一些有益祖国的事，但毕竟影响不大。

　　历史是公正的，我辈不会忘记为国家、为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先人。1990年，翁照垣的家乡惠来县博物馆馆长黄坤池在全国率先比较系统地研究翁照垣，出版了《抗日名将翁照垣》一书。2003年，笔者在汕头市一个刊物并在该刊主办单位网站上发表《广东应该纪念翁照垣》一文，引起全国各地一些抗战史家对翁照垣研究的关注。若干年前，汕头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韧之在比利时留学时恰巧住在旅居比利时的翁照垣孙女的出租房，翁女士将一捆尘封多年的翁照垣手稿包括7本《阵中日记》和12册《生平回忆》交给李韧之。李回国后对文稿进行整理、研究，并到惠来县、汕头市区等地访查，于2005年发表了有关研究心得。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国内不少史学家出版整理当年有关史料，其中涉及翁照垣部分的也陆续见诸报端，如前所述，上海图书馆的《血肉长城》就是其中一种，翁照垣的事迹也逐步为世人瞩目。笔者建议，翁照垣家乡惠来县、潮汕乃至十九路军的家乡——广东以及抗战史学界，应该进一步研究翁照垣、纪念翁照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