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国时期文化名人以潮安县为盛。而党政军界名人以大埔县最多，其中邹鲁、罗卓英、吴奇伟、范汉杰等在我国民国史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在他们当中，以邹鲁的“潮味”最浓。他18岁就离开家乡到韩山书院（现韩山师范学院，邹鲁为该院历史上毕业生职位最高者）读书；辛亥革命前夕，邹鲁多次来汕头策划新军起义；民国成立后，邹鲁曾一度担任潮汕民军首领；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他长期出任南京、上海潮州同乡会理事、名誉理事；1946年，他与潮汕其他名人刘侯武、罗卓英、萧吉珊、温丹铭、陈绍贤等六人被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郑绍玄、青年学者饶宗颐担任正、副主任的潮州修志委员会聘请为顾问。

　　　　　　　　　　　　　　　　拥孙反袁位居国民党元老

　　邹鲁，幼时名澄生，及长，自以“天资鲁钝”改名为鲁，别号海滨，1885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早年就读于潮州韩山书院、广东法政学堂，并曾游学日本。1905（一说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3年任袁世凯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任财政次长，后又任两广盐运使、广东省财政厅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兼青年部长，还被孙中山委任为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翌年，孙中山逝世后，带头反对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和一批右派人物组成“西山会议派”，1926年被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除党籍。1927年一度与蒋介石合作，不久又与汪精卫、胡汉民、陈济棠等联合反蒋。1932年再度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近十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高层职务。1949年9月去香港后又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4年2月8日因患脑溢血在台湾逝世。著作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邹鲁文存》等。

　　孙中山晚年的股肱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凯、蒋介石（黄埔军校建校前蒋不在此列）为主，居于此四人之下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中，以广东籍人士占多数，其中以职位高而论，以大埔的邹鲁、高明的谭平山、南海的陈公博何香凝、新会的邓泽如、番禺的陈树人、顺德的陈友仁、香山的孙科为名气最大者。在上述人物当中，除邹鲁、孙科外，邓泽如于1934年病故，其他都曾先后背离国民党或另图其志。

　　邹鲁成为国民党元老，是因为他投身国民革命的实际斗争较早。1907年他在广东政法学堂学习时就与其亦师亦友的同龄人朱执信秘密参加革命活动，1910年潜往汕头运动驻潮梅一带的新军酝酿起义，他还受孙中山之命在广州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邹鲁即协助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等组织广州起义响应。当年11月陈炯明部在惠州与清军对峙，邹鲁力促西、北江一带民军起义响应，并组织敢死队200多人驰援，击溃清军。为光复惠州、广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东稳定后，孙中山决定挥师北伐，以平远人姚雨平为总司令，邹鲁为兵站总监。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军的配合下，北伐军攻克南京，至1911年12月，南方革命力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经17个省的代表会聚南京共同协议，成立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邹鲁以广东省代表的身份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时袁世凯企图以心怀异志的陈炯明取代拥护孙中山的胡汉民任广东都督，以40万元的贿款拉拢邹鲁帮助活动，被邹鲁拒绝。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邹鲁是国会中代表国民党的强硬派之一，他顶着袁世凯，提出宋教仁被杀害要用司法程序解决，亲自起草“弹劾袁世凯违法大借款”议案。为此，袁世凯密令逮捕邹鲁，他只好逃亡日本。

　　孙中山为凝聚反袁力量，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邹鲁旋即加入，担任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杂志》编辑，撰写了《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揭露袁世凯破坏约法、出卖国家利益的嘴脸。不久，在西南各省的支持下，孙中山准备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派邹鲁等往北京策动国会南迁。在邹鲁等人的努力下，得到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王正廷的支持，近200名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会议，使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得以顺利成立。在护法战争中，邹鲁曾一度出任潮梅军总司令，率兵击败听命于袁世凯，盘据东江、汕头一带的莫擎宇部，在反袁斗争中作出贡献。

　　正是由于邹鲁以上这一段革命经历和他的国民党元老地位，使他日后在与蒋介石产生矛盾时，毫不示弱，敢作敢为。从辛亥革命前几年至民国成立后近十年时间，邹鲁在国民革命斗争中纵横捭阖，职位均在蒋之上。当年的蒋介石还是在非革命中心的上海追随陈其美（陈果夫、陈立夫之叔父）左右、在上海滩与陈果夫、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的落魄武人。蒋介石真正投入孙中山麾下是到了1918年，那时，因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失去靠山，在交易所又连连亏损，进退失据，恰巧孙中山要征召军事人才，电召他来广州，委任他为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过后不到七、八年间，蒋介石从一个中级军官蹿升为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对此，邹鲁对两面派的蒋介石耿耿于怀，每反共立场与蒋相左，邹鲁就站在反蒋行列；每反共立场与蒋一致时，邹鲁又与蒋合作。从而在邹鲁的一生中，多次出现了反蒋、拥蒋、又反蒋、又拥蒋的轨迹。

　　　　　　　　　　　　　　　　西山首领与国共纷争始作俑者

　　邹鲁的声名于世间最著者有二：西山会议派的首领和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建设石牌新校区的贡献。由于西山会议以背叛孙中山遗愿为宗旨，在现代史上反面的声名昭著，故一提邹鲁名字，人们无不将他与西山会议派联系在一起。

　　以邹鲁、谢持、林森为代表人物的国民党右派为摒弃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1925年11月23日至次年1月4日一连四十多天聚集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会，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反“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和宣言。诸如：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决议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等等。还成立了由邹鲁、林森、叶楚伧三人组成的所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西山会议”的召开，使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出席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主要人物除邹鲁外，还有福建闽侯人林森、四川富顺人谢持、河北沧州人张继、浙江绍兴人邵元冲、浙江萧山人沈定一。那么，其首领是谁呢，史家众说不一，但常在史书出现的，有谢持说，林森说，邹鲁说，也有张继说。但笔者认为，其首领应以邹鲁较为准确。其理由是：持谢持、林森说的原因是由于谢、林辈份高，民国初年两人职位都在邹鲁之上，谢持生于1876年，于1919年就担任国民党党务部长，1920年任大总统府秘书长；林森资历更高，他生于1867的，1917年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长，1918年当选为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是林森代表国会授印并致词。谢、林两位还是国民党“一大”时，由孙中山指定的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其他三位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李大钊），但谢持反共的时间较短，到“九·一八”事变后他就主张全国统一抗战，而且1939年4月就病逝了。“九·一八”后，国内舆论以联共拥蒋一同抗战占上风，而邹鲁却提出反共拥蒋抗战。林森辈份虽高，但自西山会议后不久就成为蒋介石的礼仪性人物。张继生于1882年，年虽比邹鲁略长但在国民党内职位比邹鲁低，而且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国民党史、民国史的编纂工作；沈定一更非首领，此人生于1883年，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前夫的父亲。他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后脱离共产党参加西山会议派，随后积极参加浙江地方清除共产党的活动，1928年在莫干山遇刺身亡。而邹鲁，反共的时间最长，立场最为顽固，而且每在蒋介石反共最力时，他就联蒋拥蒋。

　　蒋介石首次向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开刀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如获至宝，立即发出电报嘉勉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正式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人实行大屠杀，其手段之凶狠、残酷，令人发指。但面对血腥遍地的上海街头，蒋介石却说是因为工人与工人纠纷，矛盾激化，军警为维护正常秩序，被迫出来镇压。对此，顽固反共的邹鲁感到不解。为此，蒋介石的谋士吴稚晖对邹鲁说，蒋介石对共产党是除之而后快，但内外有别，对外还是要说容共联俄，清共虽是西山会议派先觉，我们将请你们出来办事，但对外还是要说打倒西山会议派，请能原谅。对此，邹鲁十分纳闷，他与吴稚晖辩论了三、四个小时。邹鲁认为，清共应公开行事，他批评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清共，竟不敢言明反共，偏说是工人与工人磨擦，导致军队、警察出面，还说对于容共的政策是不变的，蒋介石真是狡诈之人。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逮捕、大屠杀。这样，到1927年秋天，西山会议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一同反共的面目都暴露无遗，走在一起了。

　　这时，邹鲁立即走上前台，以反共“先觉”者自居，说他们当初是为了挽救党国而开会，早就深信国民党不把共产党清除出去，国民党必将被共产党清除出来。他左右开弓，既批评蒋介石觉悟太迟，提出清党比西山会议派迟了两年多，而等到觉悟之后，又不光明正大，遮遮掩掩，是胆怯的表现。又批评汪精卫跟着共产党当“左派”执迷不悟的时间太长，是因为有西山会议派促其觉悟，才有“七·一五”武汉清党之举，西山会议派在反共上，功劳最大。由此可见，邹鲁反共立场坚定不移、顽固不化，从孙中山逝世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五、六年时间，邹鲁与蒋、汪，一明一暗，互为表里，一同反共，而且其思想行为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正由于他反共最力，故虽常与蒋介石不睦，但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仍十分稳固，1935年还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1945年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常委。国民党败退大陆时，邹鲁明知蒋介石阴险，但仍追随他往台湾。

　　以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先觉”和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反动势力公开反对共产党的“先声”。1926年3月20日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中山舰事件”，就是由于西山会议派反共言论和行为的影响促使蒋介石鼓足勇气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便公然向当时气势还占上风的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开刀。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的力量在国民革命军中受到严重的打击，国民党左派更加孤立，原来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广东国民政府也逐渐被新右派控制，这些，都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轰轰烈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埋下失败的种子。诚然，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成为日后国共两党纷争的始作俑者。

　　　　　　　　　　　　　　　　二长中大贡献卓著瑕疵亦存

　　晚年的孙中山痛感国民革命因缺少一大批军政人才而屡屡受阻，于是着力办文武两校，一为后来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一为绵延至今的中山大学前身广东大学，以邹鲁为校长。

　　邹鲁两度出长中大。首次是创校期间，从1924年2月孙中山以大元帅令任命邹鲁为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至1925年11月20日往北京出席西山会议止，时间虽不长，但筹办新校的艰辛功不可没。1923年底，孙中山计划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址解放后辟为国民党“一大”旧址）、广东法政学校、广东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邹鲁到任后，雷厉风行，即聘请了35位各界知名人士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着手接收三所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设文、理、法、农四科；另方面着手筹措经费，邹鲁率筹委们分头走访各机关、商界闻人。挪借、募捐了一笔经费，使筹办工作从1924年初到9月仅半年多时间就全部完成，9月19日大学正式上课。据参与筹办工作的大埔同乡张掖回忆，孙中山原是要汪精卫出山的，但汪知政府经费缺乏，自顾无力筹措而不敢受命，最后，孙中山才改派办事干炼、勇于作为的邹鲁。

　　邹鲁第二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是1932年2月。邹鲁这一次出任颇为曲折。1931年2月，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引发了国民党元老派、改组派人物汪精卫、邓泽如、萧佛成、邹鲁、孙科、陈公博等的不满，他们以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为依托，于同年6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这一事件史称“西南事变”或“两广事变”。恰巧“九·一八”后以中大学生为主体的广州地区学生抗日运动高涨，与“西南政府”产生矛盾，“西南政府”免中大校长许崇清而由与中大渊源肤浅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继任，又引起中大师生不满，在这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邹鲁在“西南政府”的支持下出任中大校长。

　　邹鲁二度出长中大长达近十年时间，贡献甚大。其一是为中大筹集了一大笔经费。邹鲁与蒋系人马政治上长期不和，当时出掌财政部和教育部分别是蒋系人马宋子文、朱家骅，他们对中大经费一直卡着不拨，邹鲁多次致函财、教两部摧拨，宋、朱还是置之不理，造成中大经费无着落，连教职员的工资也发不起。这时，邹鲁心生一计，利用孙中山生前曾经提出的在广州东郊的石牌择址建设新校区的计划，千方百计进行筹款，并给南京政府造成政治压力。他决定来一次全国性的筹款活动，以由反蒋派胡汉民、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邹鲁、陈济棠、林翼中、区芳浦、许崇清组成的中山大学校董会的名义，于1932年12月底，函电所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以他们列名发起劝捐活动。几天后，复电赞成的中执委、候补中执委达四十多人，其中包括林森、冯玉祥，李济深等头面人物；此外，邹鲁还令中大出版部主任张掖印制捐册二千本，声称为完成孙中山遗愿,将建新校址云云，分发社会各界，要求发动多个层次捐款：各省、各县、华侨和学生，1933年寒假期间，邹鲁要求每个学生领去捐册一本，向他们的亲友募捐。邹鲁还亲自出马到香港向硕儒巨贾募捐。在邹鲁的努力下，各界捐款源源不断汇入中大。财政部、教育部也逼于形势，将正常经费如期拨付。至此，中大的日常开支和建设新校的经费基本解决。

　　贡献之二是建设了石牌新校址，扩大了学校规模。他落实校方在石牌一带购置土地四万亩，制定并实施了一个六年三期的建校计划，将原来五个学院扩大为理、工、医、农、法、文、教育等七个学院，建起了农学、化学、电气、机械、土木工程教学楼和物理、天文、生物、地理实验室，增办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的医学院附属第一、二医院以及附属中小学，还在潮汕、湛江等地创办农场、桑场，为师生实习、科研提供了配套场所，并以中山大学的名义，接管两广土壤调查所、广东通志馆，组织师生调查土壤，编写广东方志。1937年，中大还设立研究院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举办了第一届硕士学位考试，鼓励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到1940年6月邹鲁辞任校长的九年多的时间里，中山大学实现了从中等规模的普通高校向国内、国际知名的重点大学转变，是民国期间中大的全盛时期。为表彰邹鲁对中大的贡献，世界著名学府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邹鲁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回顾石牌新校的建设，邹鲁也念念不忘并引为自豪，他赋诗道：“蓝缕荜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

　　邹鲁在治理中大期间也不无缺失。主要表现在他唯我独尊，容人的胸襟偏狭。他第二次到中大任职时，将前任许崇清的人员，凡重要职位的，一律撤换，包括教务长，事务长，会计主任，部分院系的主任和部组主任，培植个人势力；他对有“左”倾行为的学生采取高压政策。1932年9月秋季开学前夕，他以校方的名义贴出布告，开除一些反对过他的学生的学籍，说这些学生“习气太深，不堪栽成。”此外，邹鲁还在1933年4月间，因中大模范林场（在今白云山一带）的林警与邹鲁信任的校警发生冲突，校警打伤了林警，引起部分师生的不满，发动罢课，邹鲁不分青红皂白，将占据校内教职员聚会的场所作为罢课指挥部的农学院学生戴家齐、江一勋、张进煊、王佐仁，文学院学生郑以镛，理学院学生古谔、陈彬等7人开除学籍，并着令即时离校。以上这些事件，既是邹鲁严厉的办学作风的体现，也是邹鲁长期坚持的右派立场使然。这些，显然在邹鲁担任中大校长期间留下明显的瑕疵。